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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菊与刀》中想到的

作者:王 惠  编辑:张玉敏  来源: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9/05/14

谈起日本,我想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情都很复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曾经的战争中带给中国的伤痛很难让我们忘记,而最让我们无法释怀之处便是直至今日,日本对于过去战争的责任与记忆一直都十分模糊。

与此同时,日本飞速发展的经济与当今世界地位也不容小觑。而在文学方面,最具有日本文化研究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便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这一次的阅后随感写于第二次阅读,很多我困惑不已的问题,都在这一次找到了答案。

在阅读《菊与刀》这本书后,我发现日本民族性格可以粗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矛盾的双重性;二、耻感文化的建立;三、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的认同;四、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五、等级制的牢固观念。而日本人民的民族性格也尤为复杂,日本的战争思想史也是很多的历史学家关注的内容,日本究竟是如何在经历战败后从思想上恢复往昔,又是怎样在一定意义上抹去了对于曾经的杀戮行为的记忆?

谈到矛盾,其实《菊与刀》这本书的书名就非常好地概括了日本民众思想的双重性:菊,乃是日本人彬彬有礼的个性象征;刀,则是日本武士精神的代表。这二者实在相去甚远,却是日本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由此也衍生了日本式“中庸”的具体表现:日本人似乎既保守又开放,既忠诚又背叛,既和善又尚武,同时也形成一种服从与放纵的极端化行为、陷入自卑与自负的恶性循环。日本人自诞生始便有着一条有趣的U型曲线发展形式。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书中这样写道:“日本的人生曲线是一根很大的浅底的U字型曲线,日本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由此看来,日本人的一生,在幼年时恣意纵情,而在成年后则逐渐承担不断加重的社会压力,同时日本的孩子也常常会自幼时便接受嘲讽教育:这也形成一种日本人成年后自我否定、自我贬低的性格。我们常常对日本人的被动思维有这样的印象:喜欢默默吸收,不发表言论,最终将某种力量发扬光大。对于入侵的外来文化,倘是在中国,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去融合,而很多时候还会产生文化撕裂的痛苦效应。但是在日本,不同的文化能够迅速被吸收、借鉴,也造就了日本二战后经济恢复和迅速崛起。日本对于外来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包容性。

日本耻文化常常被拿来与西方世界的罪文化两相对比,“耻”也同样会让我们中国人联想到我们自己的“耻文化”,如儒家提出的“知耻而后勇”等论调。然而与这二者不尽相同,日本的耻文化往往另他国人费解,强调人内心的一种羞耻,诸如“不给社会添麻烦”“重视尊严胜过生命”的想法等等。而在这样的耻文化熏陶之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利弊两种影响。一方面,由此给日本成年人带来了非常大社会压力,也导致了相当高的自杀率;另一方面,耻文化使得日本社会整体呈现一种向上的姿态,具有强烈的社会荣誉感与忧患意识,以及历久弥新的感恩情绪。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民族既然有着强烈的耻文化,为什么对于性会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呢?事实上,日本的耻感文化下映射着日本民众强烈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却往往不是道德层面的约束,而是更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对自己国家经济尚不发达、技术尚不够先进的忧虑与反思。

对于日本民众来说,精神可以凌驾于物质之上,尤其体现在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宣扬,认为精神可以战胜死亡,号召日本士兵冲锋陷阵、不畏牺牲。有时为了所谓的精神的长存,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此来象征自己对于日本天皇的效忠。这种对于精神的极度追求,难免陷入一种虚无的境地,也形成了日本人追求完美的秉性。作为一个地理位置不算优越、国土面积不算庞大的岛国,日本人民似乎一直都有着高度的危机意识以及安全感的缺乏。就拿对于资源的匮乏的恐慌来说,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街道极度整洁,几乎没有人会乱扔垃圾,而日本政府也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有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曾经日本官方也一度向国民传达这样的思想: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在这种精神的追求指引下,日本人做事往往绝对地投入、极端地认真,从日本销售的商品以及相关的服务我们也都可以感受得到。也有学者形容“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到底,这是人为地将现实世界神圣化、绝对化的必然产物”,在我看来,这也是对日本人这种物质与精神之间衡量的值得思考的描述。

在日本的文化中,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代表,在日本的社会中也同样基于对天皇的忠诚形成了独特的欠负-报恩的道德伦理体系。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他们极少麻烦他人,因为一旦接受了他人的帮助就意味着欠下对方人情,日本的社会是 “一张由无数的恩情交织的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需要偿还的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一个人迫于情义,有时竟不得不无视正义。由此便诞生了日本武士剖腹自尽的种种故事传说,相反,倘若恩情久久无法偿还,日本人的内心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压得他们无法喘息,甚至导致极端化的结局。

日本社会也相当追求等级分明的状态,主张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觉得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的原因之一:日本认为自己是强大而有力的国家,按照等级制来说,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弱小的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

以上对于《菊与刀》中所体现的日本民族性格是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拾人牙慧所得,而关于日本战争思想,也是过去我一直对于日本这一国家耿耿于怀之处。我将这些阅读所得代入战争时代,企图发现可以解释得通的逻辑。第一,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于德国这一战败国基于相同的政治体系在战后管理方面并无太大疑虑,然而对于日本,这一在他们看来有着强烈牺牲精神的小小岛国,美国曾一度认为日本士兵真的会在面临失败之时与他们的军队同归于尽。然而在美军踏上日本的国土之时,却发现日本民众对于他们的到来相当欢迎,甚至热情拥抱与之相伴生的新文化,丝毫不抵抗外来文化,这里就可以用之前所述矛盾的双重性来解释,同时也可以发现日本的思想传统似乎很飘渺,不似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样根深蒂固,因此可以随意转换、迅速西化。第二,在日本宣布投降之时,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自己的战败演讲,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日本天皇在日本的“万世一系”地位,而这一行为似乎让其在民众的心中一落千丈,一时之间也产生了对美国人麦克阿瑟的极端崇拜,仿佛是牢牢抓住新的救命稻草。在此之前所宣扬的大日本帝国战无不胜的精神宣言以及由此引发的狂热的集体主义的状态土崩瓦解,当轮到责任的梳理问题时,日本当权者采取了相当狡猾的方式,当时推出一种“一亿总忏悔”的说法,表明法西斯战争的爆发每个人都有责任为造成的伤害负责,然而当每个人都有责任时,真正的责任却被模糊了。

事实上,《菊与刀》这本著作虽为美国人所作,实则也是当时的美国为了了解日本这一国家并解决对其相关行为的疑惑所产生之作,鲁思·本尼迪克特虽未抵达日本却做了大量的采访与文献阅读,尽管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却也成为了如今研究日本思想的不可不读之作。每个民族发展到今天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而在我看来,日本的双重文化也有着其独特的魅力,由此所诞生的文化产品也多种多样,尽管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与日本始终维持着相当微妙的关系,但了解其文化、知晓其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进一步地促进我们的文化交流,对于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也能够有自己的更理性的看法。

(作者系2017级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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